许家文化
中国明初大迁徙略记
2017-5-4
来源:桃田许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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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明初大迁徙略记》


    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如今都已很难找到彻底的原始居民。原因主要是由于战乱(包括改朝换代,地方叛乱,外族入侵)、灾难、带来的地方人口锐减,以及加上土地人口压力,从而导致的地方人口的迁移。我们知道从伏羲,炎黄的迁徙开始到满清后期,这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经历了多少次的迁徙。有的迁徙,正史中有明确的记载,然而这点记载实在太少了,我们的官方史学家总偏爱记录上层生活,对民间记录颇少。所以,我们已经很难去弄清楚,到底中国有多少次移民,移民地路线,移民地安置,他们的文化,怎么生活。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从民间口耳相传和历史书的犄角旮旯以及各家族的族谱中去寻找。

    江西填湖广始于洪武年间。由于蒙元的入侵带来的人口锐减和经济破坏以及种族等级划分的生存压力,整个元朝期间湖广的人口基数就不高。再加上至正年间残酷的剥削和元末农民大起义。湖北湖南之地都几成荒芜之地了。当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后,有鉴于恢复生产的和削弱地方宗族大户的需要。江西填湖广的运动就开始了。

    明清时期的迁徙和南北朝时到唐宋年间的这一迁徙不同。南北朝到唐宋这一阶段的移民主要是民间自发的。由于外族的入侵和北方生存环境的恶化,当一个家族决定迁徙后,整个家族几乎都搬迁了,而搬迁后的家族仍然聚集生活在一起。而明清则不一样,明清时期主要由政府组织,强制性的迁徙。迁徙后,有亲戚关系的必须分开住。而且不允许返回家乡。

    明清时期的移民主要由山西洪洞县,江西瓦屑坝、筷子巷。南京杨柳巷,福建宁化,湖北麻城孝感乡等地迁出,前往全国各地。

    如果我们今天去湖北的话,特别是鄂东地区,几乎是每个家族都宣称自己的祖上是从江西迁来的。事实上,我们从湖北特别的鄂东地区的口音中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风俗方面,从江西迁入湖北者中,有祖籍江西“筷子巷”之说。乡人多在祭祖之供品“刀头肉”上插筷,以表示不忘祖根。这个风俗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流行。在语音方面,湖北大多数江西移民后裔,还保留着从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词语读音。例如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将外祖母(外婆)读作“家(音Ga)婆”,方向词“去”字读作“器”音,动词“站”字读作“记”音,等等,不胜枚举。这类文化遗存,从另一视角证明了江西填湖北的史实。

    遥想当年,饶州府属各县的外迁人口沿昌江、乐安河(婺水)及其众多的支流顺流而下,出饶州府城后,在鄱阳湖边的瓦屑坝集中,然后登舟北上。到达湖口后,多数人就近在安庆府属各县定居,少数人或溯长江而上,迁入湖广(今湖北湖南),或顺长江而下,迁往安徽及其他省份。虽然瓦屑坝只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对绝大多数移民来说,还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但当年的移民多数没有文化、没有资产,更不可能有文字记录,当他们历尽艰辛在他乡定居后,留给后代的记忆只是他们的出发地--瓦屑坝。有些人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子孙留下任何故乡的信息,他们的后裔就与周围的移民后裔一样,以瓦屑坝为故乡了。

    移民地起因:地方文献记载:如同治《汉川县志》云:“(元末)川沔一带,烟火寂然,至明初仍是土旷赋悬,听客户插草立界。”又据道光《安陆县志》载:“(元末)兵燹以来,晨星而列雁户者又几何,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有老户湾屋数楹,而无其人。鸟兔山之阴穴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余口,编里者七。”……湖北不仅遭受兵灾涂毒,而且天灾肆虐。如《元史?五行志》载:“至正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禾稼……十二年六月,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这类记载见于国史方志谱牒者比比皆是。

    移民来源: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

    移民的路线:移民的路线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征的重要基础之一,很多移民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最后,我们来看看根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记载和《中国移民史》专家考证,仅洪武年间,江西向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苏就共移民二百一十余万人。

    洪武七年:迁江西饶州移民14万人到凤阳

    洪武九年:迁江西饶州府,九江府移民约5千人到凤阳

    洪武廿 一年:迁江西移民30万人到黄州。

    迁江西移民12.2万到武昌府。

    迁江西移民9.1万人到德安府。

    迁江西移民10.7万到汉阳府、沔阳府。

    迁江西移民16万人到荆州府。

    迁江西移民1万人到襄阳。

    洪武廿二年:迁江西饶州、九江府移民27万人到安庆府,20万人来自瓦屑坝。

    迁江西饶州、九江府6.5万人到池州府。

    迁江西饶州府移民约万人到庐州府。

    洪武廿五年:迁饶州府徽州府农民及商人24万人到杨州府各县。

    洪武卅年:迁江西移民21.9万人到湖南常德、武陵等十县。

    迁江西移民2.6万人到常德府。

    这些仅仅是洪武年间迁徙的数字。还不包括后来的成化(1465-1487)年间大迁徙。

    由于江西填湖广的资料确实太少,有些资料估计只有到江西当地的地方志里面才能找得到。不过鉴于明朝在山西洪洞的移民政策“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或许更够在移民地家族上找到点线索。

    明朝移民政策规定凡移民者都必须到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这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甚至如民间传说的那样采用诱骗形式。官方预先张贴告示:除某地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也有的传说限定某日凡愿迁者都到某地报道,不愿迁者也必须到那里向官府央情。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在某地的时候,官府出其不意,调集大批官兵,一举将这个地方团团包围,所到之人不论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部迁移。凡不从者便绳捆索绑,一串一串连接起来,在官兵的喝遣下不得不依从。那些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闻讯后赶来。自然是“爷娘妻子奔走相送、牵衣顿足、拦路哭喊"的悲壮情景了。

    明朝政府为了使移民能顺利进行,曾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棉衣、川资(迁移路费)以及安家、置办农具的银两,到那里土地可以“自便置屯耕种”,还免其赋税三年。

    当移民到迁徙地后,因为明初的政策市允许插标占地。有了地就张罗着盖房造屋,建立村落,有的依据地形建造,叫某坡、某坑、某河口、某湾;有的依据自己的姓氏,叫某村、某庄;也有的依据不同的行业,会种菜的叫某菜园;会打油的叫某油坊;会造纸的叫某纸坊。还有的依据盖的房子取庄名,盖瓦房多的就叫某瓦房;盖平房多的就叫某平坊;盖楼多的就叫某楼等。北方还有不少地方以“屯”、“营”取名的村庄很多。如:丁官屯、马坊屯、欧山屯以及张营、李营、孟营等。这些屯和营的来历大都是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实行军屯田、民屯田、商屯田所致

    明朝移民中,有的为了能生活在一块,本来是同宗弟兄,其中一个改作他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不同姓的家族却是一个宗族的缘故。

     

    中国的语言从古到今变化是很大的。有确凿的历史记载官方正式普通话是西周宗周(镐京)的语言,讲求信,达,雅。但是现在没人能复原当时到底是什么样子。更远古的中国语言可能不一定是单音字节。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讲的就是全部都是单音字节的汉语。在远古时期中国人讲话中是有很多双音和多音字节的。

    由于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众多的河流和山脉的阻挠,造成了各地方言的差异,就是同一个家族,住在不同的地方,三代以后,由于古代交通的不便,也会造成方音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以后会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严守语音不改的古训,这种差异会很小。例如,客家人“宁卖祖宗天,不卖祖宗言”的古训,所以他们讲的话从古到今变化是很小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客家人讲的话是当时朝代人讲的话。

    例如说福建晋江人,他们讲的闽南话有可能就是魏晋时期人讲的话。

    广东人讲的话则有可能是南宋人讲的话。

    这些都只是些推测。

    从南宋亡国到明朝建立,虽然只有几十年光景,南宋是1279年亡国,而朱元璋是1368年建立。这其中有90年,当然也符合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历史怪圈。但是正式这不到100年,中国人******次集体沦陷。蒙古族融入到这个大家族中来。带来了很多习惯方式的转变。

    例如语言上,我们可以从很多书上看到特别是宋朝的白话文小说和明朝的白话文小说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词汇上。

    例如在明朝有“车”,“站” 都是来自蒙古语,古代中国只有“驿”而没有“站”,只有ju而没有“车”的发音。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在服饰衣着上,小袄之类的衣服全来自蒙古服饰。(中国人传统的衣服汉服“深衣”后来在南北朝后期产生了小圆领袍。)

    蒙元期间所带来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从人口到语言习惯,生活方式都经历了一次洗礼。

    大多数时候,在元朝活下去时不容易的。纵然有崖山海战失败后10万人跳海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壮举。但是,为了活下去,传承后代,大多数人只能卑微的生活着,我们可以说他们没有骨气,但是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才得以活着。

    根据网上别人已收集到的家谱资料的统计,皖鄂苏湘地区,明初瓦屑坝移民主要分布于:

    安徽:凤阳 合肥 肥东 肥西 长丰 桐城 潜山 宿松 太湖 安庆 怀宁 枞阳 池州 贵池 青阳 六安 寿县 休宁 黟县 东至望江 巢湖 芜湖 滁州

    湖北:武汉 黄州 英山 安除 荆州 襄阳 监利 麻城 寿州 襄樊 枝江 仙桃 黄冈 汉阳 武昌

    湖南:长沙 岳州 衡阳 邵阳 宝庆 零陵 郴州 常德 靖县 辰州 桃源 武陵 岳阳 平江 南县永州

    江苏:杨州 淮安

    家乘谱牒,是家族历史的反映。族谱是后人记载姓氏系中人物的谱牒,撰修者根据其祖辈传说,写清其姓氏祖先与后人的来龙去脉,标明该姓氏祖先的始迁地,既所谓“根”。在皖、鄂、苏、湘移民家中,保留着较多,“饶州瓦屑坝”、“鄱阳瓦屑坝”的印痕。

    安徽宿松县《宿松县志》载:该县256个氏族,其中182个族氏是明中朝以前迁入的,这182族中,迁自江西饶州的有82族,明确记载来自瓦屑坝的有38族。

    安徽安庆市图书馆藏谱36种,迁自瓦屑坝和鄱阳县的家族有18族,占移民50%。在洪武二十四年,安庆府人口有42万,大约有28万多江西移民。其中的20万来自饶州移民。二三年间,瓦屑坝至少迁出了三十万饶州人。

    安徽桐城有族谱63种,其中20%家族的始祖来自江西鄱阳瓦屑坝。

    湖北东北区136种族谱统计,迁自外省的计125族,其中来自江西的有110族。湖北东南区69种家谱中,外省迁入者63族,其中江西籍49族。

    仔细查阅安徽、湖北、湖南一些地方移民的姓氏宗谱,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移民家谱中,都赫然写有“先世居鄱阳瓦屑坝”字样,标明其始迁祖是明初从鄱阳瓦屑坝迁来的。

    这是一种历史事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清宰相张英族谱《桐城张氏宗谱》载:“桐之一派迁自豫章鄱阳,贵四公贵五公则始迁桐之祖也。“钟公自鄱阳迁之,贵一公其后住芜湖,贵七公其后住潜山,俱成望族”。

    安徽怀宁县陈熙寒编纂的《逸田斋陈氏宗谱》载:“贵一公于元末徒于皖怀宁大丰软化乡,尊为怀宁派一世祖。”“瓦屑坝即江西饶州鄱阳县瓦屑坝,今安庆各县诸多族氏先祖均来于此地”。

    安徽合肥《郑氏宗谱》文字号卷一载:“我郑氏始祖公,李唐以后居江西饶州府鄱阳瓦屑坝,历代三十余世,传至堂金公于明初洪武迁合肥邑北乡,卜居于斗自镇”。

    桐城《璩氏宗谱》载:“德先公讳魁,配吴氏生三子,居鄱阳瓦屑坝,洪武六年迁安庆府桐城之西乡。

    李鸿章家族谱《合肥李氏宗谱》载:“吾族李氏本出自许家,许姓明代由江西瓦屑坝迁往合肥。”(许姓过继李姓而改姓李)

    《丁氏宗谱》载:“粤嵇我丁氏之先,隶籍鄱阳县系江西饶州府属焉。”“自文纪公于明初由江西饶州鄱阳县迁肥,卜居西北乡。”

    《贾氏宗谱》(棠字号卷一)载:“我金氏一脉,古籍江西瓦屑坝地方,继因前元扰乱,迁移水南乡,”

    巢湖金牛乡上圩村《郭氏宗谱》载:“明初由江西瓦屑坝迁至肥西郭家山洼。”

    一水之流而万脉,一木之茂而千条。当年从瓦屑坝出发的百万移民背井离乡,告别故土奔走他乡创造新天地,时至今日,移民后裔绵延繁盛,遍及安徽、湖北大地,移民后裔续修家谱、认祖归宗者有之、迢迢远归,虔诚拜竭者有之,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恋乡之情,动人心魂、感人肺腑。清明节期间,安徽池州一对李姓夫妇,历经周折,寻根瓦屑坝朱家夫妇俩昌雨祭拜先祖,他们面对一棵大樟树遗址长跪不起,手捧瓦屑片,饱含热泪,激动地说:“家,到家了。”

    江西瓦屑坝位于鄱阳县城西十公里的莲湖乡。据考证,这里是古代鄱阳湖地区的水运交通枢纽,加上优良的土质资源,制陶工埸规模宏大。这里的陶瓦曾销往全国各地乃至皇宫作营造之用。在人类的创造发明中,古陶被列为首位,瓦屑坝古陶是祖辈创造出来的灿烂之花,是鄱阳湖地区古文化的宝贵遗产。它带着远古的印记,泥土的鲜腥,传导出历史脚步的轰鸣,伴随着我们的先民从鄱阳湖的古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

    唐朝末年,经兵燹之灾,这一片曾经辉煌的土地变成了废墟。鄱阳县志在“文物遗址”中载:“瓦屑泠,莲湖乡一村名,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无数陶片堆积而成的一条长坝,故过去称‘瓦屑坝’。陶片自双港河起,迤逦二十多华里至莲湖止,河中陶片虽经千百年河水冲刷至今仍有如此之多,诚为罕见。”

    古代的瓦屑坝是渡口,是码头,是豪门望族居住的地方。这时的扁子港上曾经帆樯林立,这时的筷子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这里的“乱甓颓垣,绿杨衰草,久与汉寝唐陵……”,足见其文化底蕴源远流长。历史进入“五代”以后,瓦屑坝的“坝”字渐隐,而以‘瓦屑泠’独传。宋元之后,随着全国经济重点的南移,江西一跃而成为全国首富,人口之众也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残酷战争,造成了鄂皖豫川等地大片土地荒芜,成了百里无人烟的“宽乡”,江西因为吴宏、于光等饶州守将把住了鄱阳湖的咽喉,罹难稍浅,地方相对安宁,成了地少人多的“窄乡”。

    洪武三十年二月,常德府武陵县县民上书:“武陵等十县,自丙申(1354年,即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明“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 (《明太组实录》卷二五0,洪武三十年二月丁酉)

    这是见于正史的惟一一条有关明初政府允其从江西向湖广移民的材料。然而,据家谱资料,明初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运动,早在洪武二年便已开始。如:

    民国二十五年《喻氏宗谱》卷一载:“徐寿辉之乱,楚地榛莽千里,虚无人迹。洪武初,诏豫章各大姓从黄(州)占籍。”民国三十五年《黄氏族谱》卷首说:“明初,湖北户口凋伤殆尽,洪武二年徙江西居民实之。”……

    参照家谱资料,江西向湖北的移民运动,其起始时间是不宜以正史为据的。彭氏家族的迁徒与黄氏家族一样,都是在洪武二年,移民者并无必要在迁徙时间上造假。可见,明政府从江西移民湖北,至迟应从此时开始。

    当时是否有“对口移民”政策,即江西对口湖北、湖南?

    洪武元年八月“大赦天下诏”称:“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明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八月)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明初的垦荒政策是带有普遍性的,不只是山东、河南,湖广也是如此,民间有开垦荒地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这对农民来说,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万历《湖广总志》说:“自元季兵资相仍,土著几尽,五方招徕,民屯杂置,江右、徽、黄,胥来附会。”(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五《风俗》)可见当时的招徕政策也是不分籍贯的,朝廷也无所谓“对口移民”的指令。由于江西与湖广在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关联,同时江西又是当时的人口大省,所以在这一政策驱使下来湖北的又多是江西人。于是有人称曰:“......江右之民愿徙楚者听。所至有山泽之利,荒弃多年,不在租税正数者,俱许其开垦,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诚使燕、赵、秦、楚地无遗利,江浙、三晋民不游食,则于国家命脉不无小补矣。虽然,此其大概也,就中迁徒又有难易。越人之徒燕也,十人而九。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于慎行:《谷山笔厘》卷十二)

    移民是否是强制性的?有些研究者以“解手”的传说,推定移民者是被捆绑双手、是通过强制性移民迁往湖北的。这种推定却是难以在正史和谱牒中找到有力证据的。

    “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江西人口为何大量迁移湖北?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战乱所致。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导致社会剧烈动荡,人们为保全生命财产而不得不迁徙至较为安定的区域。元末明初时期,江西较其它地区而言,可以说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战争不是江西向外迁民的主因。

    明代初期江西人口大量外移,而且“多持空囊走四方” (同治《鄱阳县志》卷2,风俗),他们移往外地之后,无论是经商还是务农,基本上是为生计而奔波。因此,导致明初江西人口大量外移的主要原因是“地狭民稠”。

    有关地方志的记载,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的客观存在。据万历《吉安府志》记载,庐陵“城市人物繁多”。海瑞的《兴国县八议》也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扶接” (雍正《江西通志》卷119艺文)。因此,外移他乡,以谋生汁,便成为这些地区人民普遍并且也是无奈的选择。海瑞《兴国县八议》亦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由于“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因此“比比游食他省”。

    正是由于人口分布不均,导致各地区人口压力不同,使明代江西广大山区与平原、盆地之民形成了不同的经营观念与生活观念。在平原、盆地地区,人们普遍离土外游,且经商者多。弘治《南昌县志》裁:南昌府“地狭民稠,多食于四方”。邓元锡《方域志》:临江府“地当舟车四会之衢,逐末者多”,抚州府“人稠多商,行商达四裔,有弃妻子老死不归者”。罗文恭《舆图志》载:吉安府“土瘠民稠,所资身多业邻郡” (查慎行《西江志》卷26风俗)。而在山区,人们依然安土重迁,敦本力业,过着稳定的农耕生活。如宏治(兴国县志)载:赣州府“地界深山长谷,民鲜商贩,惟务农力产” (光绪《江西通志》卷48舆地略。风俗)。这种观念上的显著不同,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口压力与明代江西人口大量外移的密切联系。

    明代江西外移人口的流向很广泛的,主要流入了地广人稀的湖北地区。丘浚《江右民迁荆湖议》说:“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 (《明经世文编》卷七二)。因此,湖北才有大量的人口储备,才有可能同时进行的湖北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

    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表明:在洪武大移民中,从江西迁往湖北的移民约为69万。(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如果没有便利通畅的水陆交通,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便会困难多多,也不可能集中在此二三十年的短时期内完成的。

    古代的通行主要是走水驿或者陆驿。

    江西为“五岭之要会”、“闽粤之咽喉”。江西驿道以南昌为中心,“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南昌至各州以及各州之间也有驿道相通。宋代,江西驿道在原有的京广、洪简、信州至江州、清江至醴陵等驿路的基础上,新开辟了洪州至杉关、信州至分水关、南城至赣县,永丰至浦城等驿路,有驿站l13处。宋淳化元年(990),在大庾设置南安军,打通了封闭40多年的梅关。宋嘉访八年(1063),江西提刑蔡廷和其弟蔡抗又一次重修梅岭(大庾岭)路,在梅岭修筑关楼,并“课民植树,以休行者”。宋时江西驿运工具除马车、牛车外,增加驴车、轿子等。在驿运制度上,实行3项改革:一是以军卒代替百姓为递役;二是为了迅速传递军情政令,除步递、马递外,又建立了日夜不停的急脚递。三是宋代的驿道建置比较齐全,有驿、馆、铺、站、亭之分,非通途大路只设馆、亭、站,不设驿铺。驿60里一设,铺1020里一设(宋高承:《事物纪原》)。官吏乘驿须凭符节和证券才能“调马车,征饮食”。其符券有金字牌(急递)、青字牌(马递)、红字牌(步递)及驿券、馆券、食券等。宋代江西驿运十分繁忙。特别是南宋迁都临安后,江西成了京都的屏障和财赋基地,运输任务更重,并促进了驿运管理的加强。建炎三年(1129)冬,金兀术率军队从湖北大冶攻洪州。当时,隆裕太后驻跸洪州行宫。江西转运司得报敌骑至大冶,末辩虚实,令江东宣抚使刘光世轻骑侦知以闻,翌日乃确知敌至。从南昌至大冶约538里,往返1000多里,来回不到两日,可见驿运传递速度之快。为避金兵进犯,隆裕太后率妃嫔陆行至吉州,从吉州乘舟至泰和、万安,改陆行至虔州。金兵尾迫不舍,众妃嫔乃易装为农妇,始得脱。金兵先陷洪州,继而攻抚州、袁州、吉州,一度占领江西大部分地区。直至绍兴二年(1132),韩世忠平闽,从处州、信州回救南昌,金兵才退走。由于金兵入侵,江西城乡残破,沿途驿站、驿运荡然无存;韩世忠收复江西后,重建驿站驿运,但已大不如以前了。

    元代称驿站为站赤,置有驿令、提领等官管理。江西驿道有站赤154处。其中,马站85处、马2165匹、轿25乘,水站69处、船568艘。驿道以龙兴路(南昌)为中心辐射全省。除水马驿站外,还设有急递铺,间隔10里、15里或25里不等。全省各级递铺约108(李文敏:《江西通志》卷九十二)驿站不仅供给驿传,且设有馆舍,以供膳食住宿。馆舍宏大华丽,所有必需之品无不俱全,但仅供政府官员及使臣使用。民营之旅店客栈业,亦由于行旅之需要而日趋发展。元代站赤的管理,分中央、地方两种。中央管理机构,其官有驿令、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地方管理机构有提领、百户等。提领为站赤之地方管理首长,各站设置一员,行九品印,职专车马之役。百户由每百户选出1名,任期3年,执役者则为站户,民多苦之。元初,驿站管理、乘驿配马、食宿供应,均有一定法度。中期以后,统治集团腐败,法令日衰,官吏擅自印发牌符,骚扰驿站。站户由于给驿过滥,无力维持,不得不相率逃亡。

    明代,江西有巡司l13所。主要贡道有3条,即:从梅关经南康、赣县、庐陵、南昌、湖口、响水矶,入安徽至南京的京广贡道;从湖南醴陵经萍乡、宜春、清江、贵溪、上饶、玉山,入浙江,由杭州至南京的浙赣湘贡道;从福建光泽经新城(黎川)、抚州府、南昌府、饶州府出石门街,由安徽入南京的京皖赣闽贡道等。驿运制度承袭元制,中央管理机关为兵部之车驾司,地方管理机关为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驿站设驿丞一名,负责邮传迎送之事。有关舟车、夫马、庖馔的供应,视使客的品秩、仆夫之多少而定。江西驿站分3类,即水马驿、递运所、急送铺。水马驿大致60里或80里一置,凡属重要地点设马30匹、60匹、80匹不等,非冲要而为驿道所经之处则设马5匹、10匹、20匹不等。递运所设置一定数量车辆。大车能载米10石,每车配人夫3人、牛3头;小车则配人夫1名、牛1头。急递铺,每10里一置,每铺设铺司1人、铺兵410人,从壮丁中选充。

    从南安(大余县)到南昌有水、陆两条道路。陆路经小溪(大余县新城镇),南康(今同)、赣州(今同)、攸鉴(赣县攸镇圩)、造口(万安县沙坪镇皂口村)、五云(万安县城西)、太和(泰和县附近)、螺川(吉安市南赣江岸边)、白沙(吉水县黄桥乡)、官洲(新干县城附近)、富州(丰城县境)、市汊(南昌县冈上镇) 到龙兴(南昌)

    水路从南安经小溪、南康、赣州、龙下、造口、五云、滩头(万安县窑头镇)、枣柱(泰和县境)、吉安(今同)、南岭(吉水县黄桥乡东北)、官洲到龙兴。

    江西迁往湖北的移民,按资料记载是在南昌筷子街或鄱阳瓦屑坝集中后出发,从水陆两路分别行走。

    从南昌筷子街至湖北走陆驿,自九江起,过龙开河经洗心桥至瑞昌县,西过黄甲桥至界首(湖北省兴国州,即今阳新县界),接鄂州至阳新驿道可达武昌。

    从筷子街、瓦屑坝至湖北走水驿有二。一是从筷子街经鄱阳湖,过都昌、星子、湖口入长江;从湖口北渡大江80里至黄梅县,或从湖口入长江上溯220里至蕲州,190里至黄州,235里至汉口。这是所谓从筷子街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二是从鄱阳县(饶州府治)瓦屑坝经都昌至湖口,由湖口进入长江后与从筷子街出发的移民路线相同。此即所谓从瓦屑坝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参见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三种。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详细记载了江西泰和县一个家族迁徙的过程:“ (乐翁)公世居江西太和县十九都八甲,当明定鼎初,诏徙江西民实楚南。公于洪武二年己酉卜徙湘乡。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人,择十月初六日起程。同江湾一队,共七十九人。初九日至临江府,初十日在皇叔署领票,就曹家埠登舟,十二日至袁州府,十四日至彤关,十六日至长沙府小西门舍舟就陆。息韩、刘两店一日。十九日宿湘潭后街,二十日宿云湖桥,二十一日至湘乡县南门,息单、葛两家一日。二十三日分一队共二十六人循河边上浴(原字为水旁加繁体谷字)水去。公等过洙津渡,宿虞塘。二十四日过甲头塘,宿青石塘。二十五日在梓门桥,分一队共二十五人往青蓝去。公等由铜梁塘,本日到六十六都约冲,卜栖焉。计自初起程,几二十余日,所至皆挂号,夜则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也。公既至约冲,遂于二十八日起工造室。十一月初六日入宅安居。明年庚戊,华三、华六、华八、华九及周珍保,又离约冲外去矣。公以暮年跋涉,体渐不安,至是年四月初一日气喘沉重,自分难延,遂集家中老少嘱托后事。命三男宗海写记云:自我以来,五代未分,我等在江西,人民广众,谷米贵如珍珠。今离江西半载,到此插得地方,未曾清楚。曰叔曰弟,我子即汝子,同心协力,立清界抵,报上登籍,安家立业,不枉前程,方可落心。……”《彭氏族谱》的记载还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洪武二年前后从江西移民湖广是一次普遍性的移民,前举喻氏、黄氏,皆是在此时迁往湖北的,而彭氏家族始迁时与“江湾一队”不期而遇,更可说明当时移民规模之大。第二、当时的移民是家族性的行为,彭氏一家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口,举族而迁。第三、在迁移的过程中,出发前须“在署领票”,沿途须验明身份,“所至皆挂号”,到湖广落脚后,也须“立清界限,报上登籍”,即移民自始至终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卷二十二《始祖乐翁公迁湘记事》。)

    所谓“领票”,即是明朝推行的“路引”即通行证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明王朝还施行关津制和里甲制。在各府州县,关津要害之处遍设巡捡司,以查验过往人等的通行证。 “路引”制度规定:凡军民人等离乡百里,即须领有路引,无路引者要擒拿送官,进行究治(见弘治《明会典》(四库全书本)113《兵部》8《设置巡检司》)。而里甲制度规定: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共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同时规定,凡逃避徭役之户,称“逃户”;因灾荒战乱徙走他乡之户,称“流民”;因故侨迁他地之户称“附籍”;应朝廷之命移地定居之户称“移徙”,以便分别著籍,分类管理。

    明王朝对人民的严格控制,是要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不使外流,让其为地租、徭役而终年劳作。因此,明代的移民绝不是自由迁徙,而是在朝廷严密监管下进行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如果是由民间自发的人口迁徙,要达到如此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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